《韩非子》读后感

老地方整理的《韩非子》读后感（精选5篇），希望这些优秀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

《韩非子》读后感 篇1

原文

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危道：一曰，斫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韩非子·安危》)

注

①安：使安全。术：途径，手段。危：使危亡。道：途径，方法。按：作为同义词，“术”强调人为因素，是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的手段；“道”则强调自然因素，符合客观规律自然会达到目的，违背自然规律则无法达到目的。对于君主而言，所谓“安术”需要刻意为之；而“危道”则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造成国家危亡。②随：跟随。这里是依据的意思。是非：正确和错误。这是社会价值体系的评判。③善恶：这里指行善还是做恶。这是人性道德的标准。④死生：死亡和生存，让一个人死去还是活着。这是法律层面。⑤贤：贤明，有才德。不肖：与“贤”相对，不贤。爱恶(wù)：喜爱和厌恶。按：“爱”与“好”在适用对象上有别，《韩非子》中“爱”共出现187次，其对象多为指人名词。⑥非：指责。誉：称赞。⑦尺寸：本指丈量长度的单位，引申指规矩，标准。意：料想，猜度。度(duó)：量。引申为揣测、估计。“意度”是同义词连用。⑧信：诚信。诈：欺骗。⑨削：用刀削。斫(zhuó)削：砍和削，是木工的工作。绳：木工用的墨线。引申指标准、法则。砍削木材应依据墨线，这样才能得到想要的材料，所以“斫削于绳之内”指在墨线以内的部分砍削，是指徇私枉法。断割：截断。引申指裁决。在法律之外裁决，也就是不依法办事，而是任意裁决。按：这两句前一句用比喻，与后一句相互补充，似可理解为互文。⑩利：动词，以为利。害：动词，以为害。利人之所害：把别人觉得是祸害的事情作为自己的利益祸：以为祸害。乐人之所祸：喜欢做别人觉得是祸害的事情危：危害。安：以为安，觉得安适。“人于所安”是“危”的宾语。“于”字道藏本、张鼎文本、迂评本均作“之”。“人之所安”是指人们觉得平静安适的生活所爱：指君主喜爱的人。亲：亲近。所恶(wù)：指君主憎恶的人。疏：疏远。按：这里“所爱”“所恶”似主要指君主对家族成员和身边近臣而言，与前文“无爱恶”是论用人的标准不能依据君主的主观爱恶不同如此：像这样失：失去。所以乐生：乐于生活的原因。忘：通“亡”，失去。重死：以死为重，看重死。所以重死：看重死亡的原因尊：以为尊，尊重行：实行，推行。

译文

使国家安定的手段有七种，使国家危亡的做法有六种。使国家安定的手段：第一种是指奖赏和处罚是跟随做事的正确和错误而来的；第二种是指灾祸和福是跟随为善还是为恶而来的；第三种是指死和生是跟随是否合乎法度而来的；第四种是指用人只有贤能和不贤能的标准，而没有喜欢和讨厌的主观臆断；第五种是指用人只考虑是愚蠢还是智慧，不考虑别人的非议和称誉；第六种是指行事只遵循准则，而不凭借私意揣度；第七种是指施政完全凭借诚信，绝不依靠欺骗。使国家危亡的做法：第一种是指在法度之内胡乱作为；第二种是指在法度之外随意裁决；第三种是指把别人觉得是祸害的事情作为自己的利益；第四种是指喜欢做别人觉得是祸害的事情；第五种是指危害别人平静安适的生活；第六种是指对自己真心喜爱的人却不亲近，而对自己厌恶的人也不去疏远。像这样的话，人们就会丧失乐于生活的依据，失去了看重死亡的原因。人们不乐于生活，君主就不会受到尊重；人们不看重死亡，法令就不能推行。

读后感

七种安术，前三种讲赏罚、祸福、死生各自依据的标准，第四和第五种讲贤不肖和愚智在君主择臣时的重要性，第六种说明君主一切行事都须遵从规矩，第七种说明君主施政要注重诚信。六种危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必须依法行事，不可破坏法制；第二、行政应顺应人情的自然，不可肆意妄为。

在韩非子看来，国家安危的关键在于君主能否以法治国。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因素，首先在于统治者破坏法制。一个社会的法制被破坏了，为政者随意妄为，必然使整个国家走向危亡。所以，七种安术，前三种和第六种主要强调治国行政应当有法度规矩，任何情况下不能凭借一己的主观情感和臆断。

用人方面，韩非所强调的同样是“有尺寸而无意度”。韩非认为，贤能和不贤能是需要通过办理具体事务的检验加以判定的，绝不可以凭借君主喜爱还是厌恶。

第七种安术讲诚信，这也是韩非反复强调的。因为法无信不立，君主言出必行，才能在全社会建立起信赏必罚的牢固信念，而赏罚是法令的核心内容。诚信和法令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君主倘若靠欺骗愚弄百姓来行政，也就意味着摧毁了君主和法令的权威，可以得逞于一时，但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而且一定不可能长久。

韩非讨论安危之道时，着重分析了法治与人心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安定有序的，这符合人情人心，因为人们更喜欢在安定有序的社会中生活。法律是达到安定有序的有效手段。因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治，去之而思。”(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忠于法律，他制订的法律忠于民众的心愿，所以用它来治国，国家就能治理得好，去掉了它，民众就会思念。)

如此说来，“利人之所害”云云，其实都是指君主做事颠倒是非，无法无天，导致社会的动荡混乱。人们朝不保夕，自然“不乐生”“不重死”。一个民不乐生、民不重死的国家，其安危也就不言而喻了。

《韩非子》读后感 篇2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杰作，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学方面的优秀作品，在古代的哲学和文学史上也享有盛誉。它与先秦百家的著作共同交织联系，构筑了中国古代的灿烂传统与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中“外儒内法”一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这就说明了儒，法思想整体上的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而《韩非子》这部著作正是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阐述的淋漓尽致的代表作之一。

阅读《韩非子》一书，我对法家思想和韩非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以下我就阐述一下我对法家思想以及《韩非子》的看法：

首先我先阐述一下我对法家思想的看法：我认为所谓法家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以法治国，不一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君主要在言与行上做到“以法为本”、“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其中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 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它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贵族法权思想相比，现然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与此同时，术，即君主管理臣民的方法，和法一样重要，可以说两者缺一不可。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即“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而与此不同的是，法宜公开，术宜深藏。而从《韩非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韩非的“术” 同申不害相比，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

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而在法的方面，韩非子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但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力和地位。一旦失势，君主的大权也就会摇要欲坠，而权臣则会当道，这时国家也就走向了末路。而掌握势的方法，就只能通过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来实现了。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其次，我要提的就是《韩非子》中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 中古 近古，当今几个阶段，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要改革图治，变法图强。也就是说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这种思想，在激烈竞争不断变幻的现代社会，也是有着它的道理和价值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的唯物的自然观，也是表达的由为突出的。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

同时，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运用的。韩非反对“前识”即是说：要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而“因参验而审言辞”就是说：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而这些思想对于治国、人生均具有指导意义。

《韩非子》一书中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而书中“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至今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最后我要谈的也是我认为本书最核心的思想内容，就是例代君王都在不断强化和巩固的中央集权制度。韩非子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韩非子》读后感 篇3

每一个通读过《韩非子》的人，都会深深地被其中闪烁的智慧的光芒所吸引。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浩瀚的思想史星空里，韩非子的思想始终耀眼，虽不如儒家思想那样被统治者奉为正统，道家思想那样被文人志士推崇，但却真真正正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加速了社会的进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今日仍未磨灭。

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总结了前辈法家人物的思想，把商鞅的发“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三者结合在一起，明确阐述了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家思想体系。所谓“法”，是指国家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法必须编著成文，设置在官府里，公布与老百姓中，让所有人都知道、都遵守。难能可贵的是，韩非子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法治的核心思想――公平、平等。“术”是指君主考察、举拔、控制群臣的一整套方法，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考核、检验下级工作的程序，也包括一些藏于心中、不可告人的秘密心术。“势”是指君主的权势。他对于君主来说，这三者缺一不可。直到今天，这些思想仍然发挥着作用。

同时韩非子站在新兴阶级的立场上，看到了“乱世”现象背后的本质，形成了一种发展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不是循环往复，更不是今不如昔，因此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甚至还曾从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方面分析历史发展的轨迹，接近了唯物史观的边缘。他把以往的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阶段，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时代不同，治国方法也应不同，所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嘲笑主张复古守旧，不知变通的人是“守株待兔”，他清楚地意识到新兴阶级代表着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些在当时可谓惊世之言的思想，在今天来看几乎已经是大家所共认的基本常识，由此可见韩非子的智慧。

韩非子人性思想的核心是“性本利”，他认为人人皆有好利恶害之心，一方面君主应利用人的这一特性，做到赏罚分明，另一方面更要时刻警惕大臣，不要轻信他人，尤其是枕边之人。在《八奸》之中，“同床”位列第一，其次为“在旁”，而在《备内》中，更是明确提出了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要严加提防。这些观念，虽然有些偏激，但不可否认，即使在当今他们仍然是导致违法犯罪的原因。同时韩非子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此类现象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严刑峻法和建立牵制考核制度。他在《有度》中明确提出执法者有力，国家才能强大，决不能允许他人在法律制度之外耍小聪明。同时也在《八经》、《扬权》、《用人》等文章中，多次提到了要运用多种手段对群臣进行考核，如设置监察机构，公开宣传等。也提出在防止大臣大权独揽的同时，更不要出现“胳膊粗过大腿”的现象。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

韩非子的思想中也留下了许多维护加强君主集权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独裁、专制、反民主的色彩，成为后世封建专制主义的开端，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现状，这些思想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这些思想为秦朝统一的封建帝国奠定了理论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的正是韩非子的一套法制理论。不得不承认，在封建社会初期，韩非子的思想起到了强化国家政权，巩固国家统一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韩非子的思想属于务实派，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具有很高的可行性，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有一些偏激的地方。比如轻视工商阶级，在《五蠹》明确提出了工商之民是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否定“仁义”在治国之中的作用，认为“仁义”靠不住，批判儒、墨两家的学说。在《有度》中，将廉、忠、仁、义、智阐述为乱世的产物，更在《显学》中，明确指出，儒墨两家不是白痴就是骗子，与算命先生一样不可信；忽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民众本来就倾向于服从权势，须靠缰绳和马鞭来统治，而民众的见识犹如婴儿哭闹，不足采纳。

韩非子的思想之所以未湮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因为他思想的精髓就是对侵淫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的今人来说，仍然振聋发聩，受益匪浅。它像刻薄的解剖刀，把官场政坛的血腥真实剖开；它像无情的显微镜，将人情世故丑陋本质放大，这正是《韩非子》的难得之处。因此，可以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韩非子的思想仍会发挥出它耀眼的光芒，指引人们前进，闪耀在中国思想史的星空中。

《韩非子》读后感 篇4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

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

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大体》)。

既然连父子这样的至亲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间的仁义忠信就更不足以恃了。既然认为人际关系是如此险恶，那么自古以来在宗法制中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假像”自然不攻自破，儒家所推崇的君臣间有如父子般的道德希望也断然无立足之地。此外，韩非子认为在利益驱动下，一切道德说教和道德修养都会变得苍白无力，“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韩非子。六反》)既然认定人性如此，那么如果还在政治中坚持道德原则，岂不是缘木求鱼？于是韩非子适时地提出一套以“尊君”为主旨，以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为体，以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为用的专制理论，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

《韩非子》读后感 篇5

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韩非子》即是其中一颗熠熠发光的宝石。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代表人物。《韩非子》是后人根据韩非的作品辑成，书中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作为一部“帝王之书”，《韩非子》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亦不过时。其中，针对领导者(君主)的素质问题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谨慎

谨慎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君主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君臣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他处在利害关系的中心位置，臣下都在打他的主意。“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要想不被蒙蔽、利用和操纵，必须时时事事谨慎。“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具体说来，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处理政务，都要小心：“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在作出赏罚决定时更要审慎，因为“上失扶寸，下得寻常”，要根据法律来确定赏罚，并把各种迹象放到一起比较查看，做到“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

谨慎，还体现在口风严实，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喜恶或者欲望。君主如果不把对人臣的看法藏在心里却泄露给亲信宠臣，那些想进言的大臣必须先迎合亲信宠臣才能让君主听到自己的进言，这样忠臣离君主就越来越远了。“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所以，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为什么君主不要轻易表现出喜恶呢？“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也就是说，不管是表现出喜还是恶，要么节外生枝，要么下属心生怨恨。“故曰：去好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君主不仅要把喜恶藏在心中，更不要表现出欲望。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还没有了解好情况就先表现出意愿，就会被下级利用，再做这件事情不仅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害。“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要想见到臣下的本色，君主就要“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见”即为“表现”，使其无法“自雕琢”，“自表异”。“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愚去智，臣乃自备。”这就是说，君主平时要保持一种虚静的态度，如果能达到“寂乎其无位而处，谬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就能做到以静制动，以无为促有为。

谨慎，更是体现在不走极端。人只有在平和的心态下才能理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头脑发热，心情急躁，很容易做出追悔莫及的决定。因此，善于自己培养的人会随时调节自己的心态，完善自己的性格。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戴柔软的皮革让自己舒缓一些；董安于心情缓和，所以佩戴绷紧的弓弦来让自己行动迅捷一些。“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完美，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换个角度，过分要求完美有时也是一种走极端，也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韩非在《外储说左下》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季孙喜欢养士，一生都很庄重。家居休闲时穿的衣服像上朝一样整齐。可他偶尔疏忽一次，衣着随意了一些，客人就以为他讨厌蔑视自己，结果私下交好怨恨季孙，找了个机会杀死了他。韩非提醒：“故君子去泰去甚”。也就是说做事避免过分，以免达到“过犹不及”的反向效果。

(二)守信

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对于领导者尤其如此，“言必行，行必果”才能让下级信服。韩非在全书开篇《初见秦》中就对秦王谏言：“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他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成。”在《韩非子》一书中，为了说明要守信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等。君主表现自己的信用，就要像曾子杀猪一样。实际上，在《安危》篇中，韩非向君主提出的保证国家社稷安全的七大“安术”之一就是“有信而无诈”。

在管理中，信用主要体现在赏罚守信。御臣“七术”中的第三术就是“信赏尽能”。有功必赏，才能使奖赏切实起到激励作用，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有的领导喜欢许口头诺言，可是等部下真的做出成绩时，却又舍不得奖励了。比如说“推己衣衣之，推己食食之”的项羽，貌似仁慈，对手下关爱备至，而该论功行赏的时候，把官印拿在手中，棱角都磨平了也不愿意给有功之臣。难怪他缺乏夺得江山的气概。奖赏如果不能守信，不仅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相反会使下级心生不满，消极怠工，甚至产生敌对行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地改变已经约定好的奖励方式。

(三)节欲

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又常常是灾祸的根源。《扬权》篇中说：“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酒肉虽然美味，却埋下疾病的隐患；明眸皓齿的美女，让人情欲欢悦却损耗精气。这里，韩非给我们提供了健康养生之道，但实际上更是在告诫我们，尤其是当权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对权力和钱财的欲望。《解老》篇中说：“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因此，“祸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利”。可见，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诚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欲望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但是，对于领导者来说，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需要给欲望套上笼辔，否则，脱缰的欲望借助已有的权势将很可能把当权者带向不归路。修养的过程就是克己的过程，克己的过程就是抑制私欲的过程。“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四)恬淡

要做到不受外物的引诱，控制欲望，就要学会保持恬淡的心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持一颗平常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却意义重大。因为“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人只有在心情恬淡的时候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避免头脑发热，做出错误决策。圣人能够专心固守他追求与取舍的准则，不受外物引诱，做到“不拔”；神志专一，精神不被扰动，做到“不脱”。作为领导，每天面对纷杂的事物，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尤其要有“不拔”、“不脱”坐得住的功底。此外，还需要明确目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不被小事牵扯精力。韩非用楚庄王执掌朝政为例子，说明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的意义。楚庄王回应右司马的劝谏时说：“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因此，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五)自胜

自己是最难战胜的。“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引用了老子的话说：“自胜之谓强。”他用楚庄王攻打越国，杜子进谏劝其停止进攻的例子说明领导者冷静地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杜子曰：‘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蹊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楚庄王”比比皆是，别人的错误和弱点一目了然，自己的不足却视而不见。“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领导者整日被下属的阿谀奉承所包围，更容易迷失自己，丧失方向。所以，加强自身修养，及时而充分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做到“自胜”，是管理者“胜人”的前提条件。

(六)去私

要做到“恬淡”和“自胜”，必须要“去私”。在日常工作中，领导者要去除私心、摒弃私行，奉公执法，才能国治民安。《有度》篇中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在用人方面，考察下级、进行提拔所依据的标准，绝不能依靠所传言的美誉或者朋党的举荐，“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这会助长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所依据的，只能是法度，换句话说，是规章制度。要看被考察对象的工作实绩是否能达到所要提拔职位的标准，而领导者的个人情感不应该影响干部的任职，要做到公正公平。“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真正的人才不被淹没，庸才不会被误举，君臣之间关系明朗而单纯，一切用事实和制度说话，这才是“有度”的明主给组织带来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