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再审申请书
老地方整理的申请再审申请书（精选6篇），希望这些优秀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
申请再审申请书 篇1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县***有限公司，住所地：**省**县公室 （**县档案局里） ，电话
法定代表人：周**
再审事由：
申请人的再审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三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二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之规定，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之规定，恳请贵院院长对该案提请再审。
再审请求：
2、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
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
一、申请人申请再审的事实：
二、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及法律依据：
2、原《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规定，案外人提出异议应当在执行过程中提出。结合该案，**县房地产管理所于20xx年x月x日向申请人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书，至此，财产转移的登记手续已经履行完毕，申请人对上述房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执行程序结束。
而本案案外人孙国民于20xx年x月x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显然，其提出异议的时间不在执行过程中，因此，其提出的异议应当依法驳回。但**法院并未查清这一事实，致使申请人已经享有的财产权利遭到严重侵害。
4、**法院受理x县xx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被申请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本案新的证据及法律依据：
此 致
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年 月 日
申请再审申请书 篇2
申请人：xxx，男，197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乡县夏馆镇葛条爬村许窑沟组。
被申请人：xxx，男，197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乡县城关镇诸阳大街52号附5号。
申请人因不服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xx年1月11日(xx)南民一终第801号民事判决，现依法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一、依法撤销内乡县人民法院(xx)内法民初第37号民事判决和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xx)南民一终第801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公正判决。
二、驳回被申请人原诉讼请求。
三、依法判决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原一、二审判决事实不清，所采信的证据自相矛盾。
请注意原一、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以下事件：
(一)xx年3月11日
xxx向xxx出具收条一张：“收条，今收到xxx现金贰拾伍万元(250000元)。xxx，xx年3月11日。”
(二)xx年7月至9月
原一审中，张玉香(xxx之妻)出庭证实：xx年7月至9月份多次找xxx索要借款25万元;
(三)xx年9月12日
原二审中，xxx提交股份协议一份：“股份协议，今收到xxx现金叁拾伍万元，占豪门洗浴股份50%，xxx占50%，投资30万元。xxx，xx年9月12日。”
(四)xx年11月份
原一审中，xxx、xxx到庭证实：其同原告xxx于xx年11月份到郑州问被告xxx索要25万元借款。
从以上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有违常理之处：如果认定第(一)项中，也即本案所争讼的25元为借款性质，那么第(二)项似乎也符合常理，但在第(一)、(二)项事件的背景下，又发生了第(三)项事件，也即在xxx在明知xxx欠其25万元钱款，而且经其妻子张玉香多次索要未果的情况下，仍然向xxx支付35万元，作为合伙出资。这些违背常理之处不得不让人怀疑上述事件的真实性。另外，再加上第(四)项事件，xxx于第(三)项事件之后继续向xxx索要本案争讼25万元借款!
这四项事件之间相互矛盾，违背常理，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基于此，我们不难认定，将本案所争讼25万元认定为借款，于事实严重不符。
二、本案应为合伙纠纷性质，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错误认定。
事实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xx年合伙经营“豪门洗浴人家”，本案所争讼25万元，正是被申请人的合伙出资款。关于该事实，申请人在(xx)南民一终第801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有证人段芳明、赵利刚的证言证实。
同时，被申请人在原二审中提交的xx年9月12日的“股份协议”，其内容进一步印证了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合伙关系存续的事实。
唯有如此，整个案件才能自圆其说，也即将前述中的第(一)项事件中，即本案争讼的25万元认定为被申请人的合伙出资而非借款，才会合情合理地发生第(三)项当中，被申请人后续为合伙增加出资35万元的事实。而对第(二)项和第(四)项事件，鉴于其与第(一)、(三)项事件的相互矛盾，申请人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张玉香、xxx以及xxx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三、原审判决判令申请人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纠纷，支付利息一说更无从谈起。
其二、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法院仅依据本属于为合伙出资的收条和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证据，便草率地判决申请人承担并不存在的借款债务，实在难以令申请人服判。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恳请省高院依法再审，予以改判。
此致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
20xx年x月x日
申请再审申请书 篇3
申请人：xx娱乐有限公司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xxx联系电话：xxxxx
被申请人：xxxxx股份有限公司xx市xx支公司
住所地：xxxxx
法定代表人：xxxx联系电话：xxxxx
申请人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xx市中级人民法院x民二终字第号民事判决，现依法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一、依法撤销一、二审法院的错误判决，重新审理，公正判决。
二、由贵院提审或指定xx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外的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三、依法判决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判决对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财产保险综合险合同中约定的“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是出险时的重置价值”中“重置价值”的理解和认定有误。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财产保险综合险合同是定值保险合同
正如原审法院所认可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即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十条规定“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是出险时的重置价值。”这项约定是确定保险价值(计算方式)的一种形式，虽没有具体数额的约定，但可以视为对保险价值已经作出约定，故应当被认定为定值保险合同。
对于定值保险合同，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则保险人只要按照双方约定的保险价值或保险价值的确定方式进行赔偿即可。虽然这有可能造成保险价值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出现“以旧换新”的局面，在表面上违背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但是这是保险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应当予以尊重。同时，20xx年12月9日向社会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根据保险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合同中约定了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的，保险人以约定的保险价值高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由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对于保险金额或保险价值大大高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的，保险人也可以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以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保险合同。按照约定的计算方式对保险标的进行理赔，实际上并没有超出保险金额，不可能使贵司从中额外获益，更不会违反等价有偿原则。
二、原审法院对于“重置价值”的理解和认定均存在一定的偏差，直接导致判决结果的相对不公，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在本案中，对“重置价值”可以有至少以下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指在估价时点重新建造或购置与保险标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类似的全新状态下的物品所花费的全部费用。另一种理解是指购置或构建与保险标的出险时相同状况的财产所需要的金额，可以简单理解为重置价值减去折旧费。
申请人认为，采纳上述第一种理解更符合本案实际。
1、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xx年4月14日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解释保险价值和重置价值问题的复函》中明确指出：重置价值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以重新购置或重新建造保险标的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据以确定保险金额。
同时，中保财险公司xx省分公司编印的《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解释》对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十条的解释是：“按照重置价值确定，重置价值即重新购置或重建某项财产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
即为重新购置或重新建造，那么就必然意味着是将保险标的恢复到全新状态时的情形，而非出险时的情形。我们也可以从上面论述中看出，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保险公司本身，都认可并允许被保险人以超过当时市价的财产重置价值作为保险金额，允许“以旧换新”。
2、《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可以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合同中载明，也可以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若按照上述第二种理解，那么所谓的“按照重置价值确定”，无非是对《保险法》第四十条“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的另外一种表达。“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显然比“出险时的重置价值”意义明确、特定，作为应当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的有关保险价值的条款，用一种有争议的表达代替是显然没有必要，而且是违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的。
3、《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上述两种理解都不违背“重置价值”的字面意思，但显然是第一种解释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故应当依法采纳第一种理解方式。
4、经申请人向中保财险公司xx省分公司及xx市分公司财险部工作人员求证，保险领域及实际理赔中对“重置价值”的理解确指重新建造或购置与保险标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类似的全新状态下的物品所花费的全部费用。而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xx省分公司曾与3月中下旬下发内部文件，要求辖区各分公司“吸取在冰冻灾害中大量超额理赔的教训”，“对于固定资产按原值、原值加成或其它方式(估价)投保的财产保险，不得约定按重建重置价值赔偿。”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保险公司之前在理赔时对“重置价值”的态度与第一种解释吻合。因为若按照第二种解释，“重置价值”是指保险标的出险时的“实际价值”，那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xx省分公司上述文件就是要求所辖个分公司不得约定“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赔偿额，这显然与《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相违背。
但是，由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称该份材料属于内部文件，不便外传，故申请人无法取得该份文件的书面文档。
5、鉴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都没有对“重置价值”做出权威、明确的解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原审诉讼程序中提出的证据和观点也都不能分别完全、充分、必然地支持各自对于“重置价值”所作出的理解和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综上，对“重置价值”作出上述第一种解释，是符合保险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较为合理的;也可以较好地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可以切实贯彻《保险法》、《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立法精神，维护法制权威。
因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重置价值”显然是指在估价时点重新建造或购置与保险标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类似的全新状态下的物品所花费的全部费用。而原审法院无视当事人之前的'约定，错误理解和认定“重置价值”的含义，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基于上述理由，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xx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恳请省高院依法再审，予以改判。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娱乐有限公司
20xx年4月8日
申请再审申请书 篇4
申请再审人某某村第三生产小组
被申请人李某
被申请人某某村委会。
再审请求
再审申请人认为该判决书和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案外人某某村第三生产小组及其他小组组民的利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特向贵院提出申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和裁定书，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
20xx年12月13日，某某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中的原告李某诉被告某某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20xx年3月20日某某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某某村委会于20xx年9月30日前发包给原告李某同等级别土地4.695亩，承包期间至20xx年9月30日止。后原告李某对此判决书不服，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级法院经审理，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某某法院于20xx年11月7日作出重审判决，判令被告某某村委会自三类地承包到期后，发包给原告该类地7.695亩折抵原告原承包地，承包期限自原告取得该类地起，承包二十年。后法院又于20xx年11月7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补充判决被告某某村委会自20xx年6月15日孙某的承包地8.54亩到期后，发包给原告7.695亩耕种。以上是该案审理的基本过程。20xx年7月7日某某法院执行工作人员依据上述判决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案外人（申请再审人发现上述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也侵害了案外人第三生产小组的利益。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出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给予审查处理。
首先，本案合同中的标的物所有权不属于某村民委员会，作为村委会无权向外发包，其与案中原告李某签订的承包合同是无效的，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本案中，原告李某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的承包地所有权属于第三生产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可以认定案中的标的也就是承包的土地发包的权利主体应当是第三生产小组而不是村委会。因此，案中的承包合同当然也是无效的。
其次，人民法院执行的标的的所有权也并非属于村委会而是为第三生产小组所有。20xx年11月7日的民事裁定书将案件的标的物明确为孙某承包的土地，孙某的承包地到期后由原告李某承包，这种判决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孙某承包的土地归属于第三生产小组。作为第三生产小组完全有权利在孙某承包的土地到期后再次分别承包给第三小组中的其他成员。而事实上生产小组也已经将承包土承包给了其他人等十余户。人民法院不能执行案外人的财产。
第三，某某县人民法院重审后的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将合同的标的进行了变更，显然与法无据。该案中的承包合同书中的标的物是果园（土地），由于该承包的标的不存在了（判决书中也查明了再实际返还原承包地已不现实），判决书将合同中的标的在判决的主文中确定村民委员会的三类地再承包给原告李某。后在民事裁定书中又进一步将该三类地明确为孙某承包的土地。这显然是对判决的结果多次变更。假设承包合同是有效的话，那么因为合同的标的物已经不存在，则承包合同本身就无法继续履行，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判决解除承包合同，并可以根据相关事实追究当事人的违约责任。该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将案外人的土地作为标的物再次发包给原告，显然侵害了案外人第三生产小组及其他成员的利益。
第四，20xx年6月10日的民事判决书生效的时间为20xx年9月12日。但是民事裁定书作出的时间为20xx年11月7日，送达的时间案外人尚不明确。上述两者的时间也是相互矛盾的。作为民事裁定书，只是对程序方面的处理，只针对解决案件程序问题或更正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但该民事裁定书将判决的内容也进行了变更，这违反了裁定书的作用。也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的权益。
第五，就本案中的承包合同本身来说也是无效的，没有经过招标投标，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承包方案也没有经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村委会提交的镇政府的证明也说明了该承包合同是无效合同，镇政府的意见也是要求终止合同，不应再履行。但是法院仍然认定该合同有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一审的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内容存在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侵害了申请再审人（案外人）第三生产小组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此致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某某村第三生产小组
申请再审申请书 篇5
申请人：朱黎宾，男，1969年1月19日生，汉族，原上海宝冶工业工程有限公司合同工。住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南周村大苏15号，邮编201908，电话66012775
被申请人：上海宝冶工业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宝冶公司），注册地上海宝山区蕴川路5300弄1号4—177室，经营地上海宝山区盘古路895号，法定代表人赵新道，副总经理，邮编201900，单位电话36213987
原审法院及已生效判决书案号：一审宝山区人民法院（20xx）宝民一（民）初字第2632号；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xx）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498号；申请裁定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xx）沪高民一（民）申字第872号。
申请再审事由：
原审（一审、二审）法院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申请人不服原审判决，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请求：
1、请求改判支持朱黎宾要求宝冶公司承担社保机构不予报销的医疗费6971.52元外配急用药及材料费4058.35元，高压氧舱治疗费38400元及高压氧治疗期间的护理费23400元（含二次手术后三个月）伙食补贴费10395元，交通费15968元，给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前的停工留薪期7个月的工资11089.26元，共110282.13元。
2、 改判支持朱黎宾要求宝冶公司承担工伤继续治疗费至工伤医疗终结。
3、 改判支持朱黎宾因支付诉讼代理人的误工费及交通费1000元及原审二级诉讼费20元。
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故意回避重要事实，隐瞒真相，申请人有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所谓“查明事实”。
（1）、朱黎宾于20xx年11月14日至20xx年3月23日期间进行高压氧舱治疗是基于手术后股骨头坏死的特殊情形所必要的治疗，有主治的市六医院医生的医嘱处方和因市六医院无此设备而指定到配合协助的医疗部门，并有收治医疗单位的证明，且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同意的指示及单位主管看望时的同意，又是在停工留薪治疗期内。原审并未查清要点。
（2）、朱黎宾主张的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是指在高压氧舱康复治疗期间所产生的那部分，并不包括在双方曾经协议过的手术住院范围之内，并不重复，而是未达成协议的部分。（有可计算的住院日期及代理人朱连琴在协议书签名时特别注明上可以查证），原审故意混淆。
（3）、朱黎宾在工伤手术后三年因旧伤处股骨头坏死而于20xx年11月19日至20xx年1月14日重新住院再次手术是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原审不肯查明。被申请人宝冶公司不但不予申报朱黎宾工伤复发认定手续，反而于20xx年12月5日（治疗住院期间）反而违约违法终止劳动关系，恶意阻止朱黎宾本人申报工伤复发，中止社保（证据有第二次手术住院的市六医院、市八医院出院小结，违法退工单20xx年12月5日），而原审对此事关待遇责任的基本事实只字不提。
（4）、宝冶公司于20xx年3月20日决定20xx年3月7日起第二次退工并终止劳动合同，然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和医疗补助金是在20xx年9月12日付给朱黎宾，且未经协商一致。原审故意隐瞒，（证据有经济补偿协议书，终止劳动合同给付一次性补助金在内的建行存款凭条）
（5）、朱黎宾至今仍在工伤医疗期间，一次性医疗补助费不是朱黎宾自愿接受的，未经协商一致，未经签收，（证据有疾病证明单，未经签字的经济补偿协议书），原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二）、原审在认定上脱离事实，颠倒是非，规避法律，混淆责任。
（1）、朱黎宾主张的经社保机构核定不予社保基金报销的6971.52元医疗费及社保机构不予核定的工伤手术医疗时急用外配药材料费4058.35元和因非医保定点医疗单位发票而不予核定的高压氧舱治疗费38400元均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内，工伤医疗必须支付的费用。宝冶公司是负有承担工伤医疗费用的责任单位，虽然在此期间，宝冶公司已为朱黎宾投保社保，但在社保可报范围之外的合理的必要的医疗费用，宝冶公司责无旁贷。原判认为“于法无据”是不对的，那么这部分工伤医疗费用要由工伤职工朱黎宾自负的法律依据何在呢？申请人认为具体发条上的不详的漏洞，并不能成为宝冶公司推脱责任的借口。“公平”是民法的基本准则，原审恰却违背了《民法通则》规定的公平原则。
（2）、原审隐瞒了“协议书”上朱黎宾代理人朱连琴所签“高压氧没提供”的特别注明和按实际时日可以推算得出高压氧舱治疗阶段所产生的护理费、伙食补贴费、交通费并不包括在协议范围之内的事实。原审混称“协议履行完毕”，而不支持朱黎宾主张在高压氧舱治疗期间应得的护理费、伙食费和交通费，显属偏袒不公。
（3）、朱黎宾主张20xx年3月至9月七个月的停工留薪期工资11089.26元是基于宝冶公司违反《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规定，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规定“与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工伤人员并按照本办法规定享受就业补助金后不再享受规定的待遇”，第三十五条规定“工伤人员接受工伤治疗，原工资待遇不变”。申请人有“存款凭单”证明该补助金是在20xx年9月12日给付的，尽管宝冶公司在20xx年3月已经宣布终止劳动关系，但在其未履行给付就业补助金的情况下，违反办理终止劳动关系的程序，凭空宣布终止劳动关系起至实际给付就业补助金之前的七个月期间，工伤人员懒以维持生活的工薪待遇怎能落空。申请人认为在经济补偿未解决落空之前，劳动关系视同存在，朱黎宾在未享受就业补助金前的医疗期间当然有权主张留薪工资，宝冶公司仍应按合同补给留薪工资至实际给付就业补助金为止。原审只强调劳动关系终止而忽视就业补助金支付日期而断定“于法无据”是片面的，更何况朱黎宾尚在工伤复发医疗期间，经济补偿协议也未经同意。
（4）、朱黎宾主张的“劳动关系终止”后发生的工伤医疗费用，理由有六：其一，是宝冶公司在朱黎宾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发生后不予和不让申报工伤复发认定手续。其二，是在“劳动关系终止”时给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未经协商一致，未经签字，并非自愿接受。其三，工伤治疗仍在继续，一次性医疗补助费1万多元钱远不足以支付未来所需的医疗费用。其四，是在工伤病情尚未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催逼诱骗朱黎宾作伤残鉴定。其五，宝冶公司在朱黎宾工伤治疗过程中退掉社保。其六，宝冶公司与朱黎宾终止的是20xx年12月5日重新招工所建立的劳动关系，而不是20xx年8月1日招工合同所建立的劳动关系，（证据见经济补偿协议中半个月的补偿金）。
（5）、本案纠纷因宝冶公司拒付待遇而起，朱黎宾因工残疾，无可亲临诉求，只能委托代理，原审即已部分支持，朱黎宾因支付代理人误工费、交通费而要求宝冶公司补偿1000元，符合过错责任原则。原审将其篡改为“朱黎宾主张因诉讼发生的误工费和交通费”而又断定“于法无据”，实属篡改事实，混淆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事实不清，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不公。朱黎宾申请再审纠正，支持诉请。
此呈
最高人民法院
邮寄附有关证据
申请再审人：朱黎宾
申请日期：20xx年7月7日
申请再审申请书 篇6
申请人：xx，女，汉族，1970年1月2日生，中专文化，个体医生，系"袁翠翠诊所"法定代表人，原住云南省永胜县程海镇果园村，身份证号码：5332......
被申请人：xx卫生局
法定代表人：郭xx局长
地址：永胜县永北镇文明南路第27号
申请人因卫生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云南省丽江市人民法院(XX)丽中行终字第1 号行政裁定，现提出再审申请。
再审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XX)丽中行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
2、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永卫医罚字(XX)07号行政处罚决定; 3、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事实与理由
XX年7月7日，被申请人因申请人成立的袁翠翠诊所与患者杨爱莲之间发生医患纠纷一事到达该诊所。被申请人永胜县卫生局在没有充分查清医患纠纷事实、对患者死因尚不明确;尚未查清申请人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医患双方的责任尚没有得到客观认定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事先没有向申请人作出任何解释说明，就武断的、强行的从墙上摘下申请人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然后以申请人袁翠翠及执业医师刘英涉嫌非法行医罪为由向公安机关移送处理。被申请人于10月20日才向申请人作出了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直到XX年9月9日，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XX)丽中法委赔字第1号决定书，认定了申请人的行为不属于刑法规定的非法行医，并决定由永胜县检察院对赔偿请求人袁翠翠、刘英进行赔偿。至此，长达4年多的非法行医案才得以定论，但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因此而彻底的得到救济和保障，被申请人仍然拒绝返还申请人的执业许可证。 申请人向法院起诉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以申请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本案。申请人认为，一审、二审法院认为本案超过起诉期限不予受理的裁定不当。理由如下：
一、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自始无效，申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主张该行政行为无效。
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应当是：首先，在处罚前告知当事人享有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对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执照或作出较大数额罚款处罚，还应当告知让当事人有进行听证的权利。其次，才做出处罚决定。最后，在当事人拒绝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以采取措施或者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案被申请人强行拿走了申请人的许可证之后，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才向申请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为，已经根本性的、严重性的违反了行政处罚的程序。被申请人无论事后怎样的补充材料、怎样的欲盖弥彰，都无法掩盖一开始滥用行政权力、乱执法的事实，此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毫无意义。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行政行为的无效是指行政行为因明显、重大违法所致行为自始至终不产生法律效力。无效行政行为虽然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但其不具备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不具有确定力，是一种一直持续的状态。作为合法权益受到该具体行政行为损害的申请人来说，可以在任何时候主张该行政行为无效，有权国家机关可在任何时候宣布该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申请人当然可以在排除了妨害，在必要的时候向法院提出确认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行为无效的请求。所以说，申请人的起诉并没有超过期限，两审法院的裁定是不当的。
二、退一步说，就算本案的起诉超过了三个月的一般起诉期限，但是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间内。所以说，法院应当受理。
1、从本案的起因等客观方面来看，"认为申请人涉嫌犯罪"，是被申请人拿走申请人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最直接的依据和原因。后来，被申请人依据申请人超出行政许可范围为由，做出的吊销申请人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是为了掩盖非法行政执法行为的一个籍口。
一方面，在申请人与患者杨爱莲医患纠纷事件中，一开始医患双方的纠纷本已自行化解和平息了。后来，患者杨爱莲的家属却不知受何人指使与申请人之间的医患纠纷矛盾激化，被申请人在场却因处置不当致使医患双方的民事纠纷最终发展成了患者家属非法侵入申请人住宅的刑事案件。接着，被申请人以申请人袁翠翠的诊所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及《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就为患者杨爱莲施行手术，导致严重后果、涉嫌犯罪为由向侦查机关移送处理。"武断的认为申请人对患者的死亡应当承担重要的责任;恶意的诬陷申请人不具备行医资格;强行的借行政执法的名义来打击申请人的生产经营"----这就是一开始被申请人永胜县卫生局的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借用行使行政权力的名义强行拿走申请人的许可证的直接依据和原因。申请人具备行医资格，却蒙受了涉嫌"非法行医"罪的指控，被错误羁押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最后虽被释放，但是造成错案的行政机关却不承认自身的错误，更不愿意对申请人进行赔偿。所以说，申请人"是否超出核准登记的范围经营"并不是被申请人强行拿走其许可证的初衷。本案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被申请人的某些工作人员，试图利用申请人与患者的矛盾，凭借手中的权力通过举报申请人构成犯罪从而达到打击和剥夺申请人生产经营的目的。
另一方面，试想"非法行医"案件没有结果;申请人的行为到底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罪没有得到定性的情形下，即使申请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人的请求会得到支持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申请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的定性和结果，是申请人进一步拿回许可证、权利可能得到救济的前提。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罪没有定论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不可能归还申请人的许可证。申请人在那个时候起诉很明显是违背常理的。
2、从主观方面来说，自从XX年7月医患双方的纠纷产生以来，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因为该纠纷引发了一系列超出常人主观臆测和承受能力范围的事情：医患纠纷案、非法行医案、非法侵入住宅案以及现在的非法吊销许可证的案件。这一切并非是毫无关联的，而是紧密相连的。主观上，并非是申请人不希望、不愿意拿回自己赖以生存的许可证，并非是申请人故意拖延起诉。申请人在积极应对一系列诉讼的同时，一直向被申请人提出"返还许可证的申请";更未停止过向政府、人大等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上访。"非法行医"案的产生和定论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和主线，申请人一直通过行动表明，自身从未打算放弃过自身的诉权而且从未停止过为了合法权益进行抗争。
三、申请人超范围经营事出有因，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被申请人对其超范围经营应承担重要责任。
自从XX年以来，申请人就从未停止过向被申请人提出"扩大医疗许可经营范围的书面申请"，申请人完全具备从事妇产科诊疗的技术水平和实力，申请人也向被申请人多次提交了书面申请，但是为什么被申请人置之不理、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于不顾?申请人的医务人员从事接生等妇产科手术是完全有妇产科医师资格的;申请人从事该诊疗活动也并非是胆大包天、偷偷摸摸地搞的，而是经得相关医院的负责人向被申请人县卫生局的有关领导请示，并在获得了婴儿出生医学证明的条件下才从事的。所以说申请人的经营事出有因，被申请人对其超范围经营应承担重要责任。如果申请人超范围经营违法，那么被申请人的默许行为是不是也违法?而且被申请人违法的危害和后果是不是更严重?
申请人认为，一审和二审法院简单的就事论事，割裂了事件本身的因果联系，不去考虑被申请人作出该行政行为的原因和性质，不去在乎申请人面对的主客观方面存在的特殊情况，随意的剥夺了申请人的诉权，无异于间接认可了行政机关代表的被申请人可以任意剥夺行政相对人赖以生存权利的严重行为。
所以说无论从客观事实状况来说，还是从申请人主观上积极维护自身诉权的角度来说，在非法行医一案没有得到定论，申请人主观上没有消极的、故意的拖延诉讼的情况下，不应苛刻和强求非法律专业人士的申请人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期限里进行诉讼。因此，本案时否过了起诉期限，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可能的作出有利于维护当事人诉权的解释，这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应有之意。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本案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一审和二审法院的裁定失当。恳请再审法院秉着尽可能的维护和有利于当事人诉权实现的角度依法裁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从而督促以被申请人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依法公正、合理地履行职务，以维护申请人作为一个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不被任意剥夺和侵犯!
此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 XX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