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

老地方整理的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精选4篇），希望这些优秀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

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1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使用教科书体例编写而成的一部中国通史。其内容上力求简要，仅举大纲，删其锁节。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兼有顾及。该书的主旨在于发现历史的相互影响，及先后的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的根据借鉴。通过此书，在感悟钱穆先生的知识渊博的同时，更能感悟到钱穆先生作为读书人的风骨。那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路奔波的钱穆先生，没有意志消沉，而是选择让自己放光放热，编写《国史大纲》，作为传承中华文化载体，希望通过此书，唤起和点燃有识之士对国家的热血。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敬佩与冷静在此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先生在此书中没有讲历史上官场的尔虞我诈方面的内容，没有披露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将帝王将相的奇闻轶事浮于纸上，而是重点讲解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同时他又不忘提醒后人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从夏商周文明的探索，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文化的繁荣，到秦朝一统天下建立封建专制帝国，到唐朝外交、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兴等等，贯穿整个历史的主线是文化。对于历史的更多的是敬意与冷静，而不是偏激与失之偏颇。如今的事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盛行，国人数典忘祖，对自己古代灿烂的文化与优良传统的不自信，认为外国的才是好的，才是值得学习的，我们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在书中钱穆先生铿锵有力的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无比的肯定及自信。希望后来的人也能从此书中感悟到对本国历史肯定与自豪，而将此历史传承下去。文化不灭，国家不亡。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流传下来的，需要保护的同时更需要继承和发展。认可并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文明抱有崇高的敬意，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的凝聚力，会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大多数人在阅读一些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但是历史教科书教的更多是历史事实，而不是历史智识，历史不是死的，而是活动的，我们应该将过去的历史运用到今天的实际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把历史运用到现实中去，历史才是有意义的，历史才是真正传承了下来。

钱穆先生在引论部分讲出中国历史的特点有三：一是悠久，二是无间断，三是详密。史书体裁有三：一是编年体，二是纪传体，三是纪事本末。我中华文化，于当世固当首屈一指。此是对我华夏历史的自豪与骄傲。后还有对近世史学的流派认识，历史智识的认识，治史方法等问题的阐述。印象最深的是，引论十的部分，钱穆先生对近人好为中国社会组织为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之名称，为外来之名。西方史学家谓其历史演变为封建社会，转变为工商资本社会。中国史学家就依据这个理论，认为中国历史必定居于二者之一，不是工商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封建主义国家。我国古代为封建主义国家，这是从学习历史以来就有认识。但从钱穆先生这里的怀疑，也引起了怀疑，封建主义是外来名称，在我国历史上的划分，能不能适用，还是一回事。对自己国家历史，应该有温情与敬意，不应该如此草率，根据外国历史学家对其国家历史的划分来划分我国的历史。应该慎重，因为到了汉朝权力机关已经由之前的皇帝代表的贵族统治，转为丞相代表的士人阶级组成的政府和皇帝代表的贵族一起统治。

丞相对皇帝负责，皇帝如果不称职也会受到弹劾。到了隋朝的.科举制度使选拔人才也有了公开客观的标准。这表明中国已不再是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的标准是皇帝代表的贵族统治形式的君主专制。因此不能认为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我国历史的划分依据，和外国历史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划分我国历史阶段，而不是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民间自由学术兴起。以前知道孔子开私学之风，知识在平民之间传播，但看书之后发现，孔子只是其中一个代表。上古学术掌握在贵族阶级，在贵族阶级逐渐堕落的进程中。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比较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高踞上层，于是王官之学逐渐流散到民间。诸子百家兴起，民间学问广为流传。下层知识分子即位游士，掌握知识后，渐渐得势，并不像早期孔墨两家为封建贵族发言，他们讨论和思考的中心，在自己身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平民学者的地位逐步高涨，而贵族阶级在当时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此消彼长之下，造成后面贵族养贤的局面。开始为国君养贤，后到君子养贤，贵族阶级的地位逐步降低，封建贵族亦逐渐消亡。这是学问下移带来的进步，学术的弥漫到下层民众，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将贵族阶级的文化特权打破。

士族之新地位兴起的原因，一是朝廷帝王的极端提倡，二是民间儒学的普遍发展，三是博士弟子名额的日益增添，四为当时的选官制度。士人得到朝廷的重用，社会地位提高，拥有一定的势力，在社会上表现为清议和门第，尤其以门第为甚。门第在东汉已逐渐形成，第一是因为学术环境的不普遍，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数私家，出现“累世经学”。经学为入仕的条件，又造成“累世公卿”。这两者，又为士族传袭势力的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门第。还有一原因，即是由于当时察举制度的舞弊。门第的形成，又变为变相的贵族。南北朝时期，南北方门第亦有其不同。北方战乱，原北方士族与王室南迁，能南迁者，皆为当时之大族，留北者，相对而言势力较弱。而之后的形势发展，又导致这二者的区别。迁南者，因为局势较为安稳，多清谈之士。留北者，环境不同，多务实之人。南方之门第，因为南渡皇室要借助其力量安稳社会，势力越发强大，越发居于高位，而与下层联系较少。北方之门第，与胡族合作，要发挥其力量，避免被胡族吞并，只能和下层紧紧联系在一起，以与胡族抗衡。此时的选官制度，造成门第的扩大，后形成门阀，可以影响政局的走动。分皇室之权力，皇室并非不想除去和打压门阀势力，奈何此时需要借助门阀的势力。门阀的特权地位和皇室对其的不满，又为其的覆没埋下伏笔。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入仕打开大门，波及门阀之势力，门阀的特权地位被打破，皇室稳定政局不再想之前那样需要依靠门阀的力量。而下层民众也越发的跃居高位。从此，门阀逐渐消亡。科举制的兴起，让入仕之途有据可依，以往的混乱不堪被终结。

历史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其相互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政局动荡，政治上变动引起了文化上的变动，文化上的变动又引起政治上的变动，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而到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下，要求文化上也要做出相应之改变，于是秦崇法，汉尚儒，而汉朝的儒又不等于之前的儒学，此时的儒学有了新的发展。夹杂百家的思想，并不是单纯的儒学。知识分子得到重用，地位上升，势力越发增强，让皇室不得不考虑依靠其力量稳定政局，于是新的选官制度出现，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的实行，让门第的出现有了契机，门第势力越发强大，皇室不得不做出让步。南朝侨治州郡县，就是为南渡之门第量身制作的，于是门第更加强大，引起了统治阶级的不满，也引起了下层知识分子的不满，最重要的是引起了统治阶级的不满。隋朝的科举制完美的解决了这一个问题，打开了下层知识分子入仕的大门，也打破了门阀的政治垄断地位。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钱穆先生在此书中完美的将他的治史思想体现了出来，虽然他是根据大学教科书体裁写的这本书，但是也因此，更将他的思想体现了出来。经济、政治、文化是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三要素，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文化是二者的体现。钱穆先生在书中没有详写帝王将相，历史事件，而是将中国历史发展娓娓道来。上文说的士族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是从整体的角度来书写，并没有详写某个人或者某个家族，从整体上把士族与学术思想的发展写了出来。没有描绘某一幅风景，而是完全的将中国历史展现了出来。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对中外文化的不同在引论部分也有所述说，希望通过此种述说，让读者知道中外历史文化的不同，要对历史有所怀疑，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2

读《国史大纲》的的第二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减少了第一阶段看书的那种生涩感，当时看着繁体字相当头大，现在联系着上下文的理解好多了，有可能也是第二阶段所看的内容在朝代上跨度不大，所以没有在借助喜马拉雅了，度娘嘛还是没少用了。看书的速度还是不快，时间调整的不好，这一点还需要好好计划，挤出充足的时间细细读书，但是每年到腊月公司的情况，挤出的时间就想睡觉啊。

这一阶段看的是西汉、东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刚刚一统的中国，又开始四分五裂了。西汉自汉高祖到平帝共经历了二百二十一年，王莽从摄政到建朝灭亡共经历了十八年。汉高祖得天下，“封同姓王，封功臣为侯”，所以政府的组成人员分为四种，第一类人是宗室，第二类人是以军功受封的侯。第三类是富人，这些人选为郎、吏。第四是杂途即文学、儒士。王莽以后，汉宗室光武复兴，成为东汉，一共十三帝，共一百九十六年。这个时期的政府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王室二是政府，王室又分为王室自身、外戚、宦官。东汉诸帝大部分童年即位、或者夭折，以及绝嗣，所以多母后临朝，母后后面是一个大的外戚集团，宦官也在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也得到了地位。没有向心力，只顾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样岂能长久。于是三国魏、蜀、吴鼎立。魏，除曹操后追封为魏武帝外，共五帝四十六年。蜀，四十三年共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位皇帝。吴，孙权，共四位大帝五十九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篡位成功，继位十六年后，灭吴完成了一次大统，共五帝五十二年，贵族家庭的腐化，贾南风、八王之乱，西晋气数渐散。晋室迁都南京，史称东晋，共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东迁时，衣冠也跟着南渡，北方的中国便陷入了纷乱中，割据成了五胡十六国，先后共一百三十六年。东晋的日渐萧条，门第的日渐成长，晋室分崩离析，宋、齐、梁、陈合起来称为南朝。此时北方经历了五胡的长期纷扰之后，也找到了复兴的新机运，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合起来是为北朝。一路数下来，心情还是跟着跌宕起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无限感慨。

这一大期间，中国的士人入仕的途径经历两个阶段，慢慢的正要走向科举制度。首先是察举制，东汉的.两大入仕之径一个是地方察举，另一个公府徵辟。地方察举由贤良方正、能言善辩之士到孝廉。文帝时“孝剃、力田、廉吏”是最深得朕心的，徵辟制，皇帝亲自招是“徵”，待遇极高，朝廷设坛席，带若神明，相当重视，官府叫“辟”。九品中正制，就是魏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朝廷用人委托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所铨定的等级，委以重任。州设大中正，中央官兼职，郡设小中正，小中正根据所知给出评价，大中正在根据评价，定品级升迁或者罢免。中正与察举相比较：察举之权在地方官，中正制度下奔集中央；察举制度只为士人入仕的初步，以后官位的升降在于中正之品状，品者履行，状者才能，品可以定，状于入仕之后另有考法，九品中正制上承察制，下衔科举制存在了有四百年之久。其后紧紧衔科举制。每一种纳贤制度在当时都觉得符合当时的社会选材标准，但最终都沦为了党派的工具，结党营私，拉拢自己的关系，挂着纳贤的牌子，赶着利己的勾当。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的一腔豪情壮志，也凸显了这个朝代对文化的重视。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早由贾谊提出了裁抑诸王国、捍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杨文教、转移风俗几大项。汉武帝即位，锐意改革，领军人物董仲舒，重要举措为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虽不直接参加实际政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也逐渐的在发挥出了作用；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可以入仕；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打破封侯拜相的惯例。民间的儒业普遍发展，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以此循环，形成门第，后置成“二重君主”的观念。大门第大家族们随晋室东迁以后，随意圈占土地世袭，贵族公子无近忧无远虑，随意肆情放志。北方留下来小门小户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五胡建立关系，靠自己的才能维持生存，保持着清醒与斗志，两者相较，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看了忘，是现在的状态，多亏还有每天的去打卡可以回顾一下，要不然，一轮过后还真就记住了一个书名。加油！加油！

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3

近日开始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现在将所读的心得体会记录于此，以求教与各位。

翻开此书，首先进入视野的是这样的一页文字，现摘录如下。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以上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以上便是钱穆先生所列四条信念。我们仔细的阅读一下，便会感到其中的深意。 首先第一条，这条回答了历史的基本作用是什么，历史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什么。也就是说要增强国民的基本素质。或许历史确实不如其他的学科有那样的直接的现实意义。历史不像理工科，能给人们带来科学革命，在物质上极大的满足人们的需要。历史也像哲学，能够给人提供方法论上的知道意义，甚至历史也不想文学艺术一样，能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但是历史既然是一门存在的学科，那它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历史知识对人的印象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若是稍微的具备一点历史知识，我想我们在看电影时，在开小说时，在其他的很多情况下，都会有一种基本的素质在做支撑，或许就不会有投名状里的那灰色的笑柄了。当然这是历史的基本作用，历史的作用可能远不止这些。出色的政治家，著名的科学家等等，他们或许从历史中找到了更多的东西。因此在现在社会上人们对历史普遍漠视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分析其中的原因，其中历史教育的目的，历史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可能导致了人们对历史的漠视甚至是厌恶，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历史似乎就是陈年老账，历史就是死记硬背的一些拗口的.东西。因此历史教育需要改进，而我们今天的大学历史教科书的水平甚至还不如这本国史大纲，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条和第三条，钱穆先生说明了对待历史的态度，由于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原因，所以他特别的强调，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要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这个说法对于他成书的时代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今天呢，我们对待历史应该是什么态度呢。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包括所有的公民。我认为我们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平和的态度，带着一颗平常心来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来认识和揭示历史的复杂的面目。具体说来对于本国的历史，首先不能认为现在我们站在历史最好的时候，对以前的历史充满了不屑和谴责。这就是钱穆先生在第二和第三条上所强调的。其次，对于历史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带有一种顶礼膜拜的倾向，不能认为以前就是最美好的而且是难于超越的了。当然或许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折中主义，是不可取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尤其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具体的历史问题要不先入为主，然后根据研究的结果来做判定或者评价。

第四条钱穆先生则将历史的传播，上升到了国家向前发展的层次上了。这就是所谓钱穆先生希望大家通过历史学习，都能受到启蒙，从而成为先知先觉之人。

以上便是我读这一页的体会，还请大家多多批评。

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4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了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著者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首先，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其次，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统一到郡县的统一，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著者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该书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书中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国史大纲》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同时，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钱先生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总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可以从历史汲取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