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读后感

老地方整理的后汉书读后感（精选4篇），希望这些优秀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

后汉书读后感 篇1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班固撰，原为一百篇，后分为一百二十卷。历代有诸多注本，较为通行的是唐颜师古注本。

国家图书馆的“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中展出了南宋蔡琪家塾刻《汉书》。《史记·大宛列传》曾记张骞出使西域的片段，但对于西域作系统的论述，还以《汉书》为创始。《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记张骞、李广利二人事迹，属于合传；而《汉书·西域传》才是正史的第一部西域专传，可谓后世《西域传》的蓝本。所谓西域，《汉书》定义为阳关、玉门关以西，帕米尔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区域，即塔里木盆地及周围地区，此即狭义的西域；而实际所记载的范围远远超出这个定义，广及天山以北，葱岭以西，此即广义的西域。最初，汉朝经营西域之前，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域由匈奴统治，称为西域，后来随着汉朝对于阳关、玉门关以西地区了解越来越多，西域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就越来越丰富，但中原王朝经营的核心地区，仍然没有超出《汉书》所云西域的范围。西域三十六国，泛指西域绿洲诸国，《汉书·西域传》实际记录五十余国。除《西域传》外，《汉书·武帝纪》、《宣帝纪》、《张骞李广利传》、《卫青霍去病传》、《傅介子传》、《郑吉传》、《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等篇均有关于西域的`纪事。

《汉书》作者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后汉书》有传，称其“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其曾祖班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祖父班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因此，“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其父班彪，字叔皮，喜著述，鉴于《史记》对太初（前104）后之事无载，而前人所做续篇又“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班彪于是采集前代遗事异闻，作《后传》续补《史记》，以斟酌前史而评论得失。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以《后传》记述前代史实不够详尽，承父志，在《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班固去世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汉和帝下令由班固之妹班昭续写，马续协助班昭作《天文志》。《汉书》经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历时三四十年最后完成。

颜师古，字籀，（一说颜籀，字师古）唐雍州万年（今西安东北）人，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之孙。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在魏征荐举下参与《隋书》的修撰工作，同时考定五经，多所厘正，颁其书令天下学习。其所注班固《汉书》、《急就章》等，大行于世。《汉书》自古号称难读，古字古训与后世颇多不同，唐以前为此书作注者二十三家，然彼此互异。颜师古汇集二十三家注，纠谬补缺，以其解释详明，取材广博，摘录精确，抉择审慎，论证严谨，深为学者所推重。从问世以来，便始终与《汉书》合刻，不可替代。

《汉书》问世后，深受东汉政权推崇，士人争相抄阅，传世抄本较多。雕版印刷发展后，又多镂版刊行。此南宋蔡琪家塾刻本，是《汉书》版本系统中具有重要价值的版本之一。

蔡琪，字纯父，南宋嘉定间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人，刻书坊名一经堂。此本宋讳缺笔至“慎”字，目录前有刻书牌记：“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无明确的刻书年代。此本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精刻初印，墨色清纯，不失为宋代坊刻本中之上品。

后汉书读后感 篇2

从伏羲的八卦，到商周的卜筮，“阴阳推步”之学可谓源远流长。逮至秦汉，方术流行，故《史记》有《日者列传》，《后汉书》有《方术列传（上、下篇）》，专道此类。

谈及方术，不自觉地会想到，奇门遁甲之类。方术其流确有此类，乃至望云省气（《史记》载，吕后即会望气）者！

然而范晔开篇即告诫吾等，好奇害死猫，“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孔子）不语怪神，罕言性命。”

两汉时期，方术流行，究其肇始，“汉武帝颇好方术…光武帝尤信谶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藉此趋炎附势，穿凿附会。一时间乌烟瘴气弥漫开去。

以司马迁为代表的通儒硕士，对这种“奸妄不经”的行为大加批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幸运色、幸运数字、风水财位……动辄弄得一些不明就里之人战战兢兢！

接下来，范晔告诉读者：作为一门学问而言，“方术”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披着方术外衣，唯利是图的人！方术不是用来显摆及牟利的。真正精通方术的高手不诡俗（不会教大家，拘而多忌），他们要么如空气般存在（《方术列传》中列举的大多数的'术士都是隐士。），要么一出手就“弘补时事”（给政策补洞、纠偏）。

《方术列传》中范晔最推崇的是——发明地动仪、浑天仪的张衡，“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占用篇幅最长的是——神医华佗，其出场就不一般，“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状容，时人以为仙……”如果不是看文献，恐怕我们很难把张衡、华佗和术士划上等号。其实文中还写了东汉的另一位诊脉高手——郭玉！

后汉书读后感 篇3

光武帝刘秀的这个“中兴”，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兴”都不同。别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内中兴，惟独“光武中兴”是原有的王朝已经不在了，再来“中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宋陈亮在《龙川文集。酌古论一》中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实际上，刘秀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还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汉的江山能够建立，实是他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的庙号称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应劭曰：始取天下为祖，高帝称祖是也；始治天下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确是名副其实。

那么为什么汉亡了居然还能中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前汉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汉之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戚势力过大，一个是刘室宗亲过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说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连找一个近支宗亲都困难。于是，这两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够凭借外戚的势力，倚靠手中的权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宝座靠近。

不过前汉末期的背景则更让刘室宗亲有复起的机会。据《汉书。平帝纪》，前汉末刘室宗亲已超“十有余万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理论上说，他们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权利。这些人虽然有的已经没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还具备一定的资财、地位和声望。此外，前汉立国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还可以算是不错的皇帝，到宣帝时，汉王朝又是四海名声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间崇尚正统。宣帝死到王莽篡汉，才距离50几年，老人们对匈奴单于来朝、西域诸国送质、诸羌纷纷臣服等津津乐道的事情肯定还是记忆犹新，所以“民心向汉”是不争的事实。三辅的老吏们见刘秀的部属经过时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就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也好还是地方实力派也好，多数都立刘室宗亲或者奉汉年号。

再则，前汉虽然外戚盛，但主要势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带，他们的根基和影响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会上层，而对下层的平民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影响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触犯了散布在全国各地刘室子孙的利益，也触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灾人祸，流民失所，他根本无法在社会下层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础。他让刘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终究无力挽回民心；而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举措，又使边疆也一刻难以安宁；他用以造势的图谶，更是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为起兵、称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这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一到天下争相起来造他的反，他的灭亡就已经只是迟早的事了。这时，刘室宗亲凭借着汉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础，终于可以找到复起的机会。

汉能够复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200余年的苦心经营，在前汉末期，王朝周边已经没有与汉棋逢对手的敌人。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西南夷的连年用兵，不仅仅使汉王朝的影响力大增，还极大的打击了周围的反抗势力，后来的诸帝又能灵活采用分化、瓦解、怀柔、和亲等政策，使前汉末期王朝四周没有能和汉一较短长的力量。所以，当王莽进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乱时，没有一种势力能够象后来的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趁虚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诸国争着送子到洛阳为质，这也说明，在有过前汉对外大规模的战事以后，周边对汉朝的实力颇为忌惮。

于是，外面的敌人不敢进来，中国内乱就只是关起门来在里面打。王莽灭亡以后，各参战的不管是真是假，领头的都称高皇帝的子孙，打完了，天下一统了，把门一开，天子还是姓刘，家还是这个家，最后的胜利者就是“中兴之主”。

后汉书读后感 篇4

余日读汉书，常今日诵之，明日即忘，不得书中之要领，收效甚微，为加深印象，对纪传人物线条勾勒，又做练笔之余事，希冀坚持下去，以补余之愚钝。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诗人王昌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歌颂的是汉代名将李广抗击匈奴，一生戎马的卓越事迹。

李广，甘肃秦安县人，出生在一个擅长射箭的世家，自幼习得射箭之法，他历经汉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他的一生与抗击匈奴紧密相连，与匈奴大小战争七十多次，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这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称赞李广有才气，天下无双，借匈奴之口称赞他为“汉飞将军”,但终究没有晋封诸侯，最后落得刎颈自杀的下场。

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原因还要从李广自身说起，从史料中看出，李广的确为一名猛士。李广被匈奴军队生擒，身负重伤，能在生死关头，一跃而起，跳上胡儿战马，从数百匈奴追兵中逃出来，不得不称之为勇；李广在右北平（笔者家乡一带）与匈奴军队交战过程中，以四千军队对抗匈奴四万，博望侯张骞那一万人又没有及时赶到，在强敌面前，他手下的士兵吓得面如土色，体似筛糠，但李广能持弓箭意气自如，以一当百，士兵不得不服其勇。

这样一名在汉代声名显赫的将军，却未被封侯，最后刎颈自杀，李广自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李广自己虽然英勇无敌，但缺乏治军方法。在冲锋陷阵上，他能够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但带兵打仗上，他显然缺乏治军方法。《汉书》中记载，李广担任未央卫尉，程不识担任长乐卫尉，两人官职大小一样，曾经又一起为边疆太守，可谓相互了解。程不识治军严格，军队休息有管理，晚上有人巡夜，远处有人站岗；李广治军松散，人人自便，晚上无人巡更，文书做不到上通下达，虽然也有远哨，作为行军将领，这种悉听尊便的作风不是打仗的阵法。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只能靠蛮力，因此李广在带兵打仗中，英勇杀敌的情况居多，排兵布阵的情况很少，甚至在带兵途中迷路，这也是他身经数战却胜者无几的原因。

其次，李广勇有余而谋不足。在上郡战役中，三个匈奴的人射伤中贵人，李广不顾一切去追赶射雕人，一定要把他们杀之而后快，也许是自认为是神射手无人能敌。事实证明，他是一名神射手，也的确无人能敌。这三个神射手都败在了自己的.箭下，但作为一名统帅，不顾自己将军的身份，放下身后的部队，结果被敌兵数千人包围，险些遇难。虽然他故作镇定，迷惑敌人，显示了他的勇敢，但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不应该是一名将领所为。可见，李广和敌人比的是力气，而不是脑袋，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上升到战略战术的层面，这也是他在众多战役中吃败仗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李广虽然名声很好，但他为人狭隘。有两件事，一是他做陇西太守时，羌族经常造反，他诱惑敌人八百投降，羌人投降后他又全部将其杀害；另一件事儿是他赋闲在家的时候，与人打猎回到霸陵，霸陵卫不让李广经过，李广怀恨在心，等到李广受命到右北平当太守时，他特意向皇帝点将要霸陵卫，结果霸陵卫刚到军中，李广就把他杀了。这种狭隘的性格对一个首领是十分不利的，作为领袖，心胸要向匈奴地界的草原一样宽广，这样在行军打仗中才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恰恰李广缺乏这种才能。

第四，李广急功近利，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请缨。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带兵出征匈奴，李广主动要求前往。此时，李广已经六十多岁，汉武帝觉得他年事已高，不想让他再到军中风餐露宿。作为一名老将，他应该知道沙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也不是凭意气用事，一腔热血就能够喷倒敌人的。李广完全不顾这些，想在有生之年，凭借这场战争，凯旋回来能加官进爵，流芳千古。所以，在卫青将他由前锋的位置调到后卫时，他认为这是卫青耍的心眼，眼看着不让他有军功，而把前锋这块能建立军功的肥肉给了公孙敖，李广着实的不高兴，气嘟嘟的走了。结果在行军中迷路，无功而返，自认为无言见武帝，才拔剑自杀。

当然，作为一代名将，李广身上的闪光点还是很多的，司马迁饱含深情，赞颂了这位抗击匈奴的名将，笔者仅就其失侯原因做了些分析，不当之处，请拍砖指正。